在明代，倪元璐、黄道周、王铎三人为同年的进士，倪、黄二人在具有正义感的当时士民和后代研究者心目中，是个完全值得推扬的正面形象，是地道的帝王心目中最理想的为臣的典范，而王铎因“二臣”之故则显得不那么光彩。

他们三位经常在一起探讨书法，相互陶醉，相互影响，时有唱和书信往来。黄道周论书，极其推重倪元璐，说：“如欲骨力嶙峋，筋肉辅茂，俯仰操纵，俱不由人，抹蔡掩苏，望王逾羊，宜无倪鸿宝者”。这并不是好友之间的一般酬奉，以黄道周的学识和秉性，是不会乱下谀词的。

倪元璐是一位才识过人、学识渊博、品格超群的人。为人清正，有忠义之气，崇祯初年，“独持清议，力获善类”，上疏抗击魏忠贤遗党。李自成进京后，倪自缢而绝，黄道周亲为他撰书墓志。

此帧家书是倪氏早期的一件行楷作品。从文字内容来看，是为其母寿辰之事，写于戊辰年（崇祯元年）以后不久。倪氏在信中写到：“明年决求南缺，奉母亲重游秦淮河，南掌院比司业又清闲，可一意游玩，无所拘束也。”由此可知倪元璐此时尚在北京任国子监司业。在此之前，倪氏一直在翰林院充当径筵展书官，纂修记注，诰敕撰文。可以想象，在朝廷上专司笔札文翰之事，这一职务颇类中书科中的中书舍人之职，而这一职务要求他的书写必须具备一定的规范，不能随意为之。

作为家书，同样要受到尊卑礼教的限制，在行笔上力求规程。因为书信是写给其母亲的，从中我们体悟到倪氏的谨慎与恭敬之情。倪氏的书写用笔沉稳，横画轻盈，纵笔厚重，左俯右仰，形体宽和，体态庄安，行间疏朗，书卷之气自然溢于纸上。信件的开头部分用笔还略嫌谨慎有余，往后越写越畅，博鱼体育新闻任凭情感涌泄笔端。很明显，由于本身职务的局限，倪氏这一时期的书法尚未脱尽科试习惯，倪氏书法个性书风尚未完全凸现。

结合倪氏其他作品来看，其书法点、线具有强烈的粗细对比，往往连续数笔肥厚而相集，而另一些笔画，尤其是转折笔画又常常表现为轻捷细瘦的形态。在其率意而激越的体式中，这种肥厚处有凝铸之感，而轻捷处起着与此互变和谐的“提神”作用，其书肥重聚墨处不板滞，轻捷处不浮滑，造成其凝涩激越的个性风格，则是在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。倪元璐的体式所表现的节奏如紧锣密鼓，宽阔的行间空白更衬托出这种气氛，高亢激昂，浑厚而充满力感，具有强烈的振奋人心的艺术感染力。

倪元璐存世书法绝大多数是行草书，他的书法，特别是草书，落笔实而重，用笔自然颤动，笔势峥嵘，结字错落有些字几不可认。他还喜欢用干墨，飞白之处也滞涩而不轻滑，字与字之间少连笔，但气势却奔腾如骏马，挟风扬沙，浩荡而出。线条粗犷有力，意态生动，格调高旷，字里行间有一股无形的冲天的浩然之气，凌然而不可侵犯，如同其刚直忠厚的个性气质，而这一个性气质也正是其书凝涩激越风格的内在因素，是其书法审美意义的心理依据。

相近的个性气质、形同的书法追求，再加上相互影响，取长补短，使得倪、黄二公的书风有诸多相似的特点，但也有质的区别。如倪氏取势向右上仰侧，与黄氏相近，但黄的点线运动多婉曲，而他则挺劲短促，更为明快；倪在结构上善于促迫博鱼体育，线条间屡有合并以形成墨块追求，是为黄道周所无，此外，在用笔的松散轻逸感方面，倪氏也较之稍胜。